【文/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】。最近，湖南长沙某高校大一新生把大体老师的头骨拿来摆拍的事情，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，大家都认为这个学生缺乏对大体老师的基本尊重。具体处罚如何是个复杂的行政问题，这里我们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，但从遗体捐赠的角度来说，此次事件影响非常恶劣，可能会对全国的遗体捐赠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但从目前情况来看，这种管理缺口不利于长期保证社会遗体捐献的积极性。或许在以五十年为周期的未来，医学教育不需要大体老师的牺牲和奉献了。这不是简单的空缺，其实社会上也不乏呼吁之声，希望医学界内部有更多的道德约束机制。这不只是宣传的作用，也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改变，即便没有谁助推，城市和乡村的观念也一定会不一样。虽然最近十余年我国在器官捐献上完善了法律法规，但在遗体捐赠上并没有全国性的成文法律，更多是地方性管理条例，缺乏执法力度，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，面对现在这种情况，也缺乏处置方案。面对现实问题，我们不需要道德上完美无缺的答案，但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还是有的。如果套用侮辱尸体罪，是否符合情况可能在法律上又有一些争议，有人可能会觉得处置过重。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，大众意识到了医学的重要性，以及解剖和医学之间的关系，西方不过是在这方面先走一步罢了，在19世纪逐步形成了现代的解剖学观念。在现实中，家属没有精力、也不方便跟踪这个过程，这是现实问题。道德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结果，在医学技术飞速发展、社会变化激烈的今天，医学的德育教育或许比大多数人想象得更为重要，而对遗体的尊重就是很好的切入视角。以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，模拟系统或教具替代这个过程，可能在几十年内是实现不了，毕竟真实的人体结构太复杂，指望什么教具或系统有效模拟，着实超出了现在的技术能力；而且上文也提到了，这个解剖过程的意义不只是技术上，还在于心理和思考层面，这更是当下技术难以实现的。或许这种“细节”之前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，但从长期发展来说，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很有必要，如何保证亲属的知情权，如何惩治这些不尊重大体老师的人，都要有能让社会普遍知情的整体性方案。不少老一辈医学工作者，都选择捐献自己的遗体，成为未来学生的大体老师。但同样的，社会发展也会带来全新的不信任，比如说很多人会怀疑，这些被捐献的遗体真的能用来帮助医学发展吗。在这一点上，中西方都一样。无论如何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，仍抱有传统价值观、认为遗体被解剖是难以接受的人数，确实减少了，所以也有更多的遗体捐赠者。尽管学校已经给了这名学生处分，但在舆论场，很多人认为这个处分的决定不够有力，没能体现出对那些为医学事业献身之人的尊重。不过这并不奇怪。要知道，我国在遗体捐献上的观念进步，很大一个原因来自榜样的力量。但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说，这样不尊重大体老师的人，真的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学工作者吗。问题是，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准再怎么高，也一定有一小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是有瑕疵的，而且没有经过完整医学训练的医学生，更容易对一些问题缺乏认识。当代医学教育也在努力解决这方面问题，比如很多医学院有感谢大体老师的仪式，不要小看这种集体化的仪式感，它有助于形成道德约束。首先是管理规定，我国至今没有全国性的遗体捐赠管理规定，这对遗体捐赠事业并不是一个好事。在此情况下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要依赖医学工作者的道德水准。当然，当下我国的遗体捐赠管理，与过去相比完善了很多。之前国内有几项大规模调查证明，我国当下抗拒遗体捐赠的主要原因，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的传统价值观，而是缺乏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信任。但在实际操作上，情况会相当复杂，毕竟遗体的很多步骤是“黑箱化”的，尤其涉及被加工成标本的过程更是如此。从现代医学教育出现以来，通过各种模拟来代替实物本身，就是医学教育的一大理念，比如现在解剖领域有很多教具，是可以代替真实的样本来帮助学生进行训练；再比如，基于计算机建模，还有VR技术，在解剖教学上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。类似此次事件的新闻，无疑会动摇社会信任，甚至夸张一点来说，动摇的信任可能不止遗体捐赠，还有对医学整体的信任。技术进步也很重要，虽然短期内，各种新型的医学教育技术还没有到无所不能的地步，但长远来看，我们还是要有信心，医学教育的革新一定会发生，尤其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，技术革新速度日新月异，未来的医学教育肯定会出现更多形式。而且类似的技术也越来越多，从长期来说，是可以减少对大体老师的需求的。如果去看一些医学老前辈的回忆录，会发现那时候他们能用来进行解剖的遗体很少，可能几十个人就只有一具遗体，但现在随着整体社会氛围的改变，情况有所好转。相较之下，例如器官移植，其涉及的利益、伦理学和国际观瞻非常复杂，所以相关法律制定比较有积极性，无论是整套系统的运行，还是相关的处罚规定，可以说都很完善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一定会有害群之马。为此，在法律之外，医学系统内部还有一套清退机制，但这套机制更多是针对医疗行为，对大体老师不尊重之类的行为，目前医学系统还没有比较完善的机制。目前或许更重要的是完善地方性规定，适合新时代的局势，例如全国性遗体捐献法规，或许应该被看作一个更长期的法规。当然考虑到具体情况，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，过于着急推进这方面的计划，未必是好事，反而增加社会负担。从此次医学生对大体老师不尊重的事件，我们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道德问题，医学教育乃至医学的未来何去何从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。我国第一部关于遗体捐献的地方性规定，是2000年在上海推出的，随后各地推出了类似法规。至于假设某种无所不能的技术，或许在未来有可能出现，但这对当下的问题毫无意义，那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假设。在古代，各国对解剖这种事都是很排斥的，看过西方医学发展史的人自然知道，欧洲那些医学先驱在中世纪搞解剖时遇到过多大阻力。从医学教育上，对大体老师的尊重，再多的强调都不过分，这不是形式主义，而是医学道德塑造的一部分。同时，解剖这个过程在观念上也足够有仪式性，能让医学生对生命、死亡、疾病有更多的思考。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现实，在可见的未来，这些教具或是模拟系统，都不可能彻底替代遗体本身。相对而言，我们国内发展晚一些，所以最近几十年也在这方面抓紧补课。面对这种问题，有人提出，能不能靠技术进步。我们把遗体捐献者称为大体老师，也是社会观念的一种转变，让全社会对选择将自己遗体用来推进医学发展的人给予更多尊重。对于当代医学生进行解剖训练，也有了更多的机会。但遗体捐赠就是另一个问题了，比起更加复杂的器官捐献，遗体捐献长期是社会关注的盲点，相关法律存在盲区也不奇怪。当然以上这类事件毕竟是少数，总体而言，医学界的道德是值得信任的。但这些想法大概率是难以落地的，理由很简单：一方面，道德约束难以落地，想要执行下去，哪怕出发点是积极的，最终也很有可能影响隐私之类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医学界也担心，过度的道德约束，会不会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。坏消息是，即使在医学领域，技术进步也依然有基本规律，不可能天上掉下来一个完美无瑕的技术。好消息是，在医学领域，技术进步确实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，疫苗也好，抗生素也罢，确实对医学乃至于人类历史带来了根本性改变。理论上，相关规定中对于遗体的使用，对家属知情权是有尊重的。大众对这方面是有怀疑的，但我们国内的医学相关规定又缺乏此类限制。在现在医学教育中，医学生会以小组为单位，花上一个学期的时间去解剖一具遗体，这是让医学生对解剖和人体结构有最基本认识的最好方式，可以说是在医学院阶段最重要的成长之一。毫不意外，诸如此类的事件肯定会加剧这种不信任。而在此之前，基本上靠医学院、医院，还有红十字会之间的协调。